“官之重无如教官重，官之坏亦无如教官坏矣。”中国尊师重道，历代对学官的考核都很严谨。一般来说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准入门槛的考核，二是任期中的绩效考核。论前者，宋代地方官学选拔考核曾出现了全国只有五十余位老师通过考核的情况；看后者，明代曾有国子监老师因为学生考试不合格，达不到绩效要求，差点儿被皇帝流放蛮荒的事例。

两汉：对老师最宽松的时代

西汉时期的教师考核，仅对教师学识做要求，这也许是古代最为宽松的教师准入了。

西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兴建太学，建立起中央教育系统。太学作为官学，其教师由皇帝设立的五经博士担任，五经博士负责讲授儒家五经。太学博士的队伍在武帝后不断扩大，选用机制和官员选拔一致，采取举荐和征召的方式。虽是举荐，因所授内容明确，博士的选拔标准也相当明确，即熟悉儒家经典、对国家大事有见地的大儒。

东汉对教师的选拔比西汉严格，一方面增加了考试的方式，即博士的选拔采取举荐和考试结合的方式，《后汉书》便常见“征试博士”一词；另一方面对教学经验和年龄也有限制，据《通典职官》载，东汉灵帝时期如果到太学做老师，需曾经教过五十名以上的学生。

不过，东汉时期的博士虽然有考试，但是其考试内容仅为儒家五经，总的来说，两汉时期，只要通儒、熟练掌握一经，便有很大可能成为太学老师。

唐宋：出身与考试双重选拔

隋唐以降，随着官僚体系不断完善，官学的教师选拔逐渐变成从官僚体系中选人，有官在身才可任学官，科举出身逐渐成为国子监学官的必备条件。

担任过国子祭酒的韩愈曾奏请，不是进士登科者不得担任国子监学官，但此建议是否切实执行，我们不得而知。

宋代选聘官学教师进一步提高门槛，需由朝廷重官、京官担任。《宋史职官志》载，宋初：

“旧置判监事二人，以两制或带职朝官充，凡监事皆总之。直讲八人，以京官、选人充，掌以经术教授诸生。”

而据《宋史》，历任判监事，总管国子学的有宋太祖时期的崔颂、太宗时期的李至、仁宗时期的冯元等，这些人都是彼时学识渊博、声名在外的大儒。

宋绍圣时期，皇帝曾下诏“内外学官选进士出身及经明行修人”，更是有大夫上书要求整顿教师队伍、罢免非科举进士出身的学官。

宋代时，满足国子监学官出身要求的候选人，还需要参加国子监举行的选拔考试，考试内容是和科举相对应的五经，后续根据考试成绩不同决定是否录用及录用的职位。

当然，鉴于教师传道授业的特殊性，历朝历代成为官学教师的赛道通常都不只有考试。在考试之外，唐宋官学教师都可以被举荐，只不过举荐空间越来越小。比如宋代对时间、举荐诉状、被举荐人都作详细要求：

“诸奏举内外学官，须进士出身，年三十以上，无私罪停替，历任及二年者，其行业纯备，淹滞草泽，或登科岁久，恬于仕宦，虽未历任，亦许奏举。”

以欧阳修举荐梅尧臣任国子监直讲（即国子监博士，宋前期博士称直讲，元丰三年，诏改直讲为博士）为例，欧阳修给皇帝的上书这样写道：

臣等忝列通班，无裨圣治，知士不荐，咎在蔽贤。伏见太常博士梅尧臣，性纯行方，乐道守节，辞学优赡，经术通明，长于歌诗，得风雅之正。虽知名当时，而不能自达。窃见国学直讲，见阙二员，尧臣年资，皆应选格，欲望依孙复例，以补直讲之员。必能论述经言，教导学者，使与国子诸生歌咏圣化于庠序，以副朝廷育材之美。如后不如举状，臣等并甘同罪。

从这段上书中可以很明显看到，举荐他人作国子监博士，举荐人需要相应承担责任，欧阳修上书不仅对梅尧臣未来业绩做出承诺，更是以己担保，梅尧臣若没有达到，自己同梅尧臣一起受罚。

此外，除了被举荐人“须进士出身，年三十以上，无私罪停替”，举荐人也有身份上的限制，一般人没有举荐官学教师的资格。宋时国子监直讲、太学博士、学正、学录由执政、国子监长贰和中书推荐，被举荐的人还需要由国子监进行审核，合格者方可被正式录用。

上述所言皆是太学或国子监的学官要求或考核。太学和国子监是中央官学，教师严进严出可以理解。但是宋代严就严在，在中央之外，地方官学教师的门槛依然常人难及，如王安石变法时期地方选任的学官也需要科举出身：

“诸路学官并委中书选京朝官、选人或举人充……委国子监询考通经品官，及新及第出身进士，可为诸路学官，即具所著事业以闻。”

所以才会有前文提到的宋时曾出现全国仅有五十多人通过教师考核的情况，这个考核实际上是元丰时期地方官学的选拔考试——教官试。据顾宏义在《两宋州县学官及其任用考核制度》中的观点，宋人于元丰时设教官试，在于以严格公正的程序提高官学素养，避免地方学官的任用“不过破格律、应亲故请求而已”。

明清：一不小心被流放

明清在教师选拔考核层面上与唐宋多有类似之处，不再赘述。但明清官学教官会因教学考核绩效没完成被流放，这也是历朝历代独一份了。

针对教学内容和能力的绩效考核模式成形于唐代。唐代的教师考核与文武官员保持一致，由考功郎中进行统一的考课。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唐代的考课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官员道德标准：

“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

“二十七最”是针对不同职务而定的任职才能标准，其中关于学官的考课是“其十二曰训导有方，生徒充业，为学官之最”，也即唐代对教师的考核，主要在其是否“充业”。此外，《唐会要》也载“诸博士、助教，皆计当年讲授多少，以为考课等级”。由此基本可以理解为唐代官学教师的绩效主要在于给学生上课的教学量是否足够。

唐代对于学官达不到绩效的惩处，据任丽琼《唐代国子监的学官与学生管理制度》可知，唐时期国子监学官有大、小考，大考关系升降官职，小考奖惩俸禄。宋朝则明令规定以“岁计所隶三舍生升降多寡之数，以为学官之殿最赏罚”，也即以年末时太学生升舍人数作为学官绩效，但是宋并未对绩效进行具体量化，只关注笼统的人数多少。

唐代考核重量，而宋代则开始出现重质的倾向。老师因为学生考不好而受罚这事儿，宋代也有：

“近览太学生私试程文，词烦理寡，体格卑弱，言虽多而意不逮，一幅几二百言，用心字凡二十有六，文之陋于此为甚，夫积于中既深，则发于言必厚，学无根本，词必浮靡……”

这是《宋大诏令集》中记载的宋徽宗的一段话，宋徽宗批阅生徒试卷，对生徒的作答极其不满意，徽宗认为是太学学官失职、教学质量不高，于是对祭酒刘嗣明、司业林震、苏桓做出降官一级的惩罚。

当然，教学量只是绩效考核尤其侧重的一点，并非考核的全部，在教学量之外，唐宋时期，教师的品行也在考核范畴之内。比如南宋时期松江县学录苟厚夫升迁到昌国县学正，除了因为“三载考绩，官箴无旷”，还在于他“以恭敬事上官，其于朋友则谦以和，其于讲课也，切切偲偲”，明显可以看到，对朋友、对官场同事的态度也是苟厚夫能够升迁的原因。

总的来说，教师绩效考核制度越来越严格，到了明朝国子监的考核，一般主要以监生科举中试及拔历人才数量为主，学生课业不精、考试不过，通常会并罪其师。可以说，教师的升迁奖惩乃至身家性命都与学生的考试结果挂钩。

最后，再来看一段因为学生考试没过差点害老师被流放的记载：

“七年，扈行在，奏言：北京国子监开设七年矣，监生唐谦等情愿出仕，吏部试之，皆未通经，宜罪司业赵季通。上曰：姑肴之。行文申明天下，凡弟子员再试不知文理者，并罪其师，发烟瘴地面安置。”

这段文字是发生在明代的，虽然最终朱棣宽宥了国子监司业赵季通，未对其作出处罚，但也从此明确规定，学生考试结果糟糕，要将老师流放至荒蛮之地。

参考文章：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12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12

刘昫《旧唐书》，现代教育出版社，2012

杜佑《通典》，中华书局，2016

申时行《明会典》，中华书局，1989

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

任丽琼. 唐代国子监的教育管理制度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20.

程利娟. 明代前中期国子监教师研究[D].厦门大学,2009.

王永颜.宋朝中央官学教官的聘任与考核活动[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董坤玉.唐代学官的选任标准及变化[J].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研究论丛,2016.

顾宏义,王守琴.两宋州县学官及其任用考核制度[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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