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讨论内蒙开鲁土地问题的声音越来越多，其中揶揄声、挖苦声居多。尤其是建华镇政法委员纪云浩的一句“我也不懂法”，简直触犯了大部分国人逆鳞——护法之人尚且如此，法的威严又如何保障？

这几个乡镇干部并不冤枉，内蒙整体干部水平比起沿海确实欠奉，这点乡镇捣糨糊搅混水的基本功也没能扶不上墙。几句不该说的话，被一经放大，基本也彻彻底底断送了个人仕途。一时的免职不要紧，这辈子估计也升迁无望。

但你要说这几个官员是恶吧，他们还觉得自己夹缝中生长颇为无辜，甚至觉得自己调解矛盾的行为有正义性，否则也不至于如此“义正词严”。部分评论拿为“人民服务”当话头对他们展开指责，其实这种大而泛的宏观指摘本身也是鸡贼的一部分，用辩证讨论相当危险的话术当武器，是一另种“以暴制暴”。

回到正题，其实在三农的报道里，强调了维权者是一批“农民”。农民，在中国社会小农经济里，本身就是脆弱而底层单元体的代名词，硬生生给把整个故事染上了悲情而弱势的底色。

在2004年，能一口气承揽下5600亩土地的农民，也就是373万平方米地，绝不是公众脑补里“带月荷锄归”的升斗小民：这是民营企业和地方村民的合同纠纷，甚至是地方强势势力，与村委会衍生出来的“权钱交易”，最后因分赃不均产生的角力和对抗。

事件本身，也就是涉及土地流转的部分，因为其过于专业，历史渊源漫长，法律法规层层叠叠，修修补补，庞杂巨大，可能是更多专业人士都不愿意置喙和讨论的部分。北大的周其仁教授在《城乡中国》就指出过农村和城镇土地流转的根本问题。从根源发端讨论土地产权归属，本身就是另一个危险的行为，只能做某个时间点切断后的讨论。

为什么不让随意改变土地性质，自然不只是管理上的问题，还有粮食威胁、环境保护等多重因素。在内蒙这地界上，植被几乎是防止土地沙漠化的重要倚仗，天然植被能够有效留存地下水。如果耕地改造大举进入草原，肆意改变土地性质能够被允许，那转化农场的速度会让在座观众瞠目结舌。种植开荒好歹还有植被，管杀不管埋，撂荒风气一开，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接下来我们把镜头对准这位“农民”，他从村集体手中拿到了337万平方米的地，其中耕地不到50分之一。之后，“农民叔叔”对土地进行了改造，改变土地用途之后并转租了出去，明显已经违反《土地承包法》。4块钱每亩收来的地，700块钱每亩转包了出去，毛利率之高，连我都想承包一块草原当中介，转包发包出去。

而据当地官方通报，涉及问题地块“国土二调”数据显示，该地块主要是林草地类，林地是《森林法》的范畴，草地是《草原法》的范畴。关注到部分法律解读只援引了《土地承包法》对于耕地改造的肯定性，讨论人为改造不涉及情势变更，而忽视了《土地管理法》《草原法》《森林法》对于非法开垦草原的刑事、民事责任，显然不够全面。

更绝的是，这几户“农民”展示了违法违规，也能生米煮成熟饭。“国土三调”结束时间约在5年前，遵循所见即所得的，确认“出土长苗”将认定为耕地的原则，这片草原顺理成章变成了合法化耕地。官方通报明确，“国土三调”数据显示，涉事土地由于多年私自开垦耕种，其中的4650亩地块“国土三调”调查认定为耕地，实际改变了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造成合同标的物性质发生变更。这招将草原合法化为耕地的手段，不得不说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功了。

还有更绝的，合法化之后，这些三调之后的耕地，将享受国家地力补贴。想想这位“农民”左手对村集体扬言这不属于情势变更，拒绝承包费，右手将违法合法化，索取国家补贴款项，中间还能做中介获取差价。这记妙手一口气摆了三方，背后的下棋之人段位之高，恐怕也绝非草莽之辈。

有网友已经指出，这位承包者“张文柱”，蒙古籍，疑似与开鲁县第十届政协常委同名，甚至民族都一致。网友已经指出，这位承包者“张文柱”，蒙古籍，疑似与开鲁县第十届政协常委同名，甚至民族都一致。这似乎已经能解释，为什么三农的记者，正面对刚了那么多基层官员，却不去诘问这位大“农民”了。

在一些争议事件中，喜欢自称老百姓的人，往往都不那么老百姓。而这位“农民”，是不是真农民，恐怕只能由公众来作一个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