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推动了中国女性权益取得划时代的进步。在她的努力下，1950年5月1日，新中国开始实施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在起草阶段，离婚自由问题，尤其是“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是否写入条款，成为争议焦点。邓颖超主张“一方坚持离婚即可离婚”，是不加任何附加条件的离婚自由。这在当时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邓颖超曾讲述，只有她和组织部一位同志同意一方坚持离婚可离，其余同志都反对。
“当时大多数人主张离婚自由应有一定条件，主要是怕一些男干部以‘离婚自由’为借口，随意抛弃原配妻子，对女方不利。”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历史室主任范红霞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而邓颖超之所以坚决主张‘离婚自由’，与她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对中国婚姻实际情况的了解有关。在起草过程中，她带领的起草组赴各地进行了广泛调查，发现婚姻案件中，离婚及解除婚约的占多数，其中农村平均占54%，城市或城郊中少则占51%，多则占84%；由女方作为原告提出离婚的，则在城乡都占多数，比例是58%至92%，各地都有一些妇女因无法离婚而自杀的案件发生。”
正是深入的调查让邓颖超感受到：婚姻问题上妇女所受痛苦最深。虽然随着革命胜利，可能会有一些男干部提出离婚，但干部队伍只有几百万，其中有意抛弃妻子的干部毕竟只是极少数，在几亿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必须从最大多数妇女而不是一部分妇女的利益出发，更不能为避免少数男干部喜新厌旧而放弃婚姻自由原则，对多数妇女不利。
1950年1月21日，邓颖超在将婚姻法草稿呈送中央书记处审阅时，附了一封亲笔信，再次向中央说明自己坚决主张不加任何条件“离婚自由”的观点和理由。最终，党中央书记处同意“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的条款。
70多年后的今天，邓颖超的主张仍被网友们拿出来讨论，有人误以为她是“离婚冷静期”的反对者。范红霞说：“‘离婚冷静期’并不等于离婚不自由，也不是附加条件的离婚自由，而是离婚的步骤，主要是防止当事人冲动、草率离婚，并不违背离婚自由原则。‘离婚冷静期’与邓颖超主张离婚自由并不矛盾，邓颖超也反对草率离婚。”
范红霞举例，1943年，邓颖超在重庆的一次青年妇女座谈会上作了《谈男女问题》的发言，明确指出，她反对误解“自由”，反对玩弄“自由恋爱”“婚姻自由”而走到任意随便、任情纵欲、不负责任的做法。1947年到1948年，她在阜平县参加土改时，一对青年夫妇因小事打架，一生气便跑到区公所离了婚。但他们出门就后悔了，要求复婚。邓颖超了解后，让区公所为这对青年办理复婚，并教育他们不要一有矛盾就随便离婚。
自始至终，邓颖超真正的关切都是女性的平等和解放。19岁时，她就为同窗之死振臂高呼；21岁在潮汕地区指导妇女运动时，她就提到“只有进行国民革命，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推翻压在妇女身上的大山”；1940年，有人发文鼓吹女性回家安心当贤妻良母，她愤而驳斥；1952年，经她提议，新中国有了第一批人民空军女战士；直至晚年，她都称去妇联是“回娘家”。她真的做到了，“不论我干什么工作，我是妇女，又是一名女共产党员，就得始终不渝地为妇女服务！” （作者：王秦怡、李恩泽、刘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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