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被父母哄进精神病院83天,出院后父母也被“确诊”

引言:

情绪激动了就是“太亢奋”;不想说话被定成“情绪低落”;和父母顶嘴吵架、晚睡晚起、打游戏又被看作是“异常行为”……

山东24岁男子莫楠上大学时赶上疫情在家,因上述种种行为被父母“哄骗”进精神病院

他说,没想到的是,医院诊断出他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他对被强制住院治疗的83天经历总结为——生不如死。

为了印证儿子住院时倍受折磨的控诉,其母主动入住同一家精神病院体验,没成想自愿住进去,却没了出院的权利。

而莫楠出院后为证明自己没病,并防止被父母再次送进精神病院的情况发生,他极力劝说父母去看精神科,想用“魔法打败魔法”的办法,剥夺父母监管他的权利,他“成功”了,他的父母也被诊出患有精神疾病……

那么,究竟是人有病,还是相关规定让人钻了空子?

对此,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采访发现,莫楠一家三口的“精神互害”,反映出的是当下一些精神病医院对患者治疗的随意、管理的混乱,以及精神卫生法的不健全。

今年2月,莫楠和母亲前往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

(1)

他的“精神病史”

从高三的一次请假开始

24岁的莫楠家住山东省淄博市。这个大学刚毕业一年的男生,还没经历社会的磨难,身心就已“千疮百孔”。

他的人生没有规划,没有目标,唯一的念想就是打工挣钱请律师,状告精神病院“非法收治”。他日夜反思,自己是如何走上精神病的道路?他的思绪飘回到六年前:“我想,应该是高三时的那次请假吧……”

为了请假休息一天,他求医生开药

2024年2月24日,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在山东淄博见到了莫楠,他提着一个手提袋,里面装着厚厚的维权材料,他说,在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之前,他断断续续吃了近五年的精神类药物。让他没想到的是,每一次配合和服从父母的诊治,都成为他后来被确诊为一名严重精神病患者的重要依据。

第一次吃精神类药物,是高三那年。“那会儿住校,每天早上6点要学到晚上11点,每三个星期才能回家一天,感觉身心疲惫。”因此,莫楠想请一天假休息。“我妈说除非我生病。可我有什么病呢?我就是觉得压力很大……”莫楠说,母亲听闻他压力大,当下就把他带到医院,经过导医指引,去看了心理科,“医生建议让我休息下。我妈一听没病,让我赶紧上学。”莫楠为了能休息,恳求医生给他开点儿药,“我当时就一个想法,我都要吃药了就说明我生病了,生病肯定就能休息。没想到,我妈让我吃了药,还是把我送回了学校。”

此后,莫楠求医生开来的药,被莫楠妈妈当成拯救儿子的法宝,持续地要求儿子服用。

只要和父母争吵,就被说犯病了

2017年,莫楠考上了一所一本院校。大学他一度拿到了奖学金,并成为班助帮助他人。但他回到家中,只要和父母发生争吵,母亲就说他犯病了,就要带他去看精神科。“我爸脾气暴躁,一言不和就会揍我,我妈说得激动了就哭,我要据理力争,就说我跟她吵架,她便跑去医院告诉医生,说我病情加重了,需要给我加药量,“她拿回来的药逼着我吃……”

为了让父母情绪稳定,莫楠只能顺从。“顺从变成了习惯,以至于离开家去上大学,我妈都会隔三岔五打电话叮嘱我要按时吃药。”现在回想起来,莫楠都恨自己,“为什么在父母看不到的地方还会那么听他们的话?”

2019年底,身高1.83米的莫楠,体重已达到240斤。“没吃药前我的体重是160斤,而且我发现记忆力减退得很厉害。”莫楠说,“那个时候父母不和,经常吵架,吵到最后矛盾就对准了我,无论是我跟他们吵,还是选择不理他们,他们都说我又犯病了。”他被父母要求去北京看病,被诊断为抑郁状态,“医生说,我肥胖是因为吃的一种精神类药中含有激素。我心想,我被迫吃了那么多年的药,没病也吃出病来了。”

在莫楠提供的就诊病历中,记者看到,他曾于2019年底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就诊,精神检查为:“意识清晰,定向力完整。接触主动,问答切题。高兴不起来,没有什么兴趣,睡觉不好,吃饭还行,觉得活着没意思,有想过跳楼,但害怕没做……”北京的医生建议请家庭咨询师,“我妈嫌咨询师太贵,又回淄博找医院给我看。”

“医生说可能是父母有问题”

2020年以前,多数的就诊是母亲代他去医院问诊,莫楠说因为他上学没时间。2020年5月,疫情时期,大家都被封在家里,莫楠家中的争吵更加频繁。

“我父亲不允许我进客厅,出了我的房门,就认为我不好好学习……”莫楠网课之余就是打游戏和睡觉,他也渐渐地拒绝父母进入房间,“这些行为,都被我爸妈看作是异常行为,而他俩总因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不可开交,于是闹起了离婚。

“他俩闹离婚,遭殃的是我。”莫楠说,父亲明确表示,离婚后不再支付他的学费。莫楠求助母亲:“她说她的收入低,只能给我出生活费。”

“没钱付学费咋办?”这个问题萦绕在莫楠心头数天后,他想了一个可以保留自己学籍的办法——暂时休学。申请的理由大致写的是“因家庭经济困难、家庭矛盾、心理压力大”等,让莫楠没想到的是,父母真的在申请上签了字。莫楠说,休学的举动,加剧了来自母亲的关怀,三天两头带着他看病。同年7月,莫楠再一次被逼着看病,这次去的是淄博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医生听完父母介绍我晚睡晚起、打游戏,不学习,情绪低落、争吵激动,关闭房门拒绝他们进入等等他们认为的异常行为后,医生说我没病,反倒建议我父母要给我空间。”莫楠至今都记得父母当时的反应:“我爸听了很生气,扭身就走了,我妈没主见,也跟着我爸走了……”

莫楠从一堆病历单中翻出一张该院的就诊病历,日期显示为2020年7月22日,记者看到,其被诊断为“适应障碍”。记者查询获知,适应障碍是指在明显的生活改变、或环境变化时所产生的短期和轻度的烦恼状态和情绪失调,常有一定程度的行为变化等,但并不出现精神病性症状。

从此,莫楠拒绝吃药。

(2)

一家三口的精神病就诊之路

1、“反抗住院,被医护控制电击头部”

2020年底,莫楠的父母先后生病,作为独生子的他挨个照顾。

“待他们身体慢慢恢复,就想起让我去上学。但我的程度需跟着下一届的学生才能同步,我爸妈却认为我找理由不想上学。“我父亲对于他曾经拒绝支付我学费的行为,又改口说成是吓唬我的话,如果真的是吓唬我,那为什么要在休学申请上签字?”莫楠感到无力,他对父母善变的行为不能理解,甚至于或许真如医生所说,是他们的精神不正常呢……

就“究竟谁有病”的问题,一家三口争吵不休,“我们相约一起去位于济南的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检查。”

在其提供的日期为2020年12月、1月、2月、3月、5月,以及2021年5月在此的就诊单。该院先后给出“双相情感障碍”和“偏执分裂”的诊断。莫楠认为医生给出的诊断过于自我,继而发生争吵,“因为我反复向医生强调,我目前的不开心,以及抑郁状态,可能是父母造成的。医生就在病历单上写我‘总认对方、外在不好,缺乏自我反思’。

对于这些诊断,莫楠都没在意过,“他写他的,我过我的,谁也干涉不了谁?”后来,他才知道,他和父母相约的一起检查,其实每次只有他接受了检查,父母同意检查只是为了哄骗他去医院。

2021年7月28日晚,莫楠说父母再三保证,这次他俩一定会接受检查的。于是,次日的29日上午,一家动身前往淄博市第五人民医院(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到医院见了一名医生,当时还没挂号,我就被两名比我壮的护士带上楼,说要去住院部给我做检查,虽然意识到被人左右貌似搀扶的举动有点儿怪,但也没反抗,以为是要和父母分开做检查。当上到楼上,身后的一扇铁门被锁上后,我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

莫楠回忆,当时任何检查都没做,护士就跟他说要住院3个月。“我说还没检查,怎么就要住院?我一边大声说,一边扭身朝外走,他们有人拦我,我反抗,顺手甩开要出去,一个女护士就突然大喊说我打人了,她的喊声引来了一群人,之后就是我被好些人按在床上,有人用带子捆绑我,有人给我打针,我当时反抗的很激烈,结果就有人电击我的头部,我整个头就跟要炸裂了一样,疼得想死……”莫楠述说这段经历时,眼泪止不住地流。

在被强制住院期间,医生允许他给家人打电话,他求父母要出院,“我爸说了一句话我永远忘不了:‘要割去身上的腐肉,才能长出好肉来。你好好接受治疗……’”莫楠说,在精神病院里,每天都在大量的睡觉,一天能清醒的时间就是下午2点到晚上8、9点。他觉得不正常,于是做了个试验,将吃的药偷偷吐掉,吐了药后,每天清醒的时间长了,无所事事之下开始胡思乱想,想出去后还能不能继续学业,想成了精神病人就没办法考公了,想未来的路怎么走?想如何离开这里?想了很多很多,索性继续吃药……

2021年10月20日,莫楠终于得以出院。

出院没几天,他因过于肥胖,又被父亲送进了减肥训练营。“我的自由再次被父母支配。”莫楠害怕还会被父母送进精神病院,他从减肥训练营出来后,一边收集资料,欲状告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非法收治、且限制人身自由;一边劝说父母去看精神科,“我当时想得比较简单,如果我父母都是精神病患者了,那我被精神病患者强送进精神病院,这算什么?”

2、母亲“以身试病”,不料被诊出精神疾病

两个月的减肥训练后,莫楠终于回归了大学校园。但他并没有放弃维权,他不停地劝说父母去精神科检查:“也可能是我跟我妈哭诉住院期间的遭遇,让她心生怜悯吧,她决定‘以身试病’,亲自住进精神病院里看看。”

2022年5月1日,莫楠的母亲张女士在单位同事杨女士的陪同下,前往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主动要求住院。莫楠妈妈张女士告诉记者,她就诊时,主要给医生说自己心烦、失眠。“当时拍了胸片、做了心电图,电脑答了题,之后我就被诊断为抑郁症。”医生建议住院治疗,张女士说,正合她意,当即去办理住院手续。

这让陪同的杨女士有些不可思议,“她是我们单位的财务主管,我们一块儿共事几十年了,我很了解她,就是平时睡不着觉,我琢磨开点儿药吃吃就行了,咋还要住院?”让杨女士更想不到的是,待她回家准备了些日用品再到医院时,医生咋都不让她俩见面了。

张女士回忆自己的住院经历,“我虽没遭受像儿子所说的那些个捆绑、电击等治疗方式,但我住到第三天时,无意间看到自己的脸,乌青乌青的。仔细想着每日打的点滴和吃的药会不会有什么不对,但因为不懂医,也判断不出什么来,就想着赶紧回家。向医生提出要出院,医生说我至少要住院两个月。”张女士着急了,赶紧给同事杨女士打电话求助。

杨女士告诉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她为了让张女士出院,三番五次地联系医生,即便如此,张女士还是住了15天后才得以出院,“因为入院是我陪着办的手续,所以医院要求,必须由我来办出院手续,张女士才能离开。“我去接她的时候,见第一面吓了一跳,人看上去十分憔悴,那个嘴唇是发紫的。我问她在里面都干什么了?她说每天打针吃药。”

3、夫妻俩尝试看病,均被诊出精神疾病

张女士的经历,也让她开始怀疑,“精神病院的诊断真的就如此随意吗?还是真的如儿子所说那般,是我有精神病?”她回家后劝说丈夫去看精神科。

2023年11月14日,莫楠的父亲前往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就诊,主诉为“妄闻多疑8年”,医生给出的诊断为“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

2023年12月28日,张女士在朋友陪同下,也前往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就诊,主诉“疑心大、孤僻8-9年”,同样诊断为“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

“想着换个更加权威的医院检查。”2024年2月,张女士和丈夫带着儿子一起,前往北京就诊。2024年2月2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对张女士作出的诊断为“焦虑状态”;同一时间段,其丈夫在该院同样被诊断为“焦虑状态”。

当天下午,一家三口又前往北京安定医院检查,莫楠的想法是:“这是全国有名的精神病专科医院,就想来这里看看会查出什么结果?”张女士被诊断为“失眠”和“焦虑状态”;其丈夫被诊断为“情绪冲动”、“焦虑状态”、“酒精的有害使用”、“酒精依赖综合征”和“高血压”。在这家医院,莫楠也去做了检查,结果一切正常。对此,莫楠苦笑着说,“这个结果对我维权没有任何帮助,只会让人家认为,我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疗,如今给治好了。”

(3)

病历写着“躁狂发作”,为什么会在“自愿住院申请书”上签名?

疑问1:是谁在“自愿住院申请书”上签的字?

记者查阅了莫楠的病案。他本人在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住院病案有三份,莫楠说,实际上他打从住进去,期间一次也没出来过。

病案显示,其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不伴有精神病症状的躁狂发作”。主诉为“情绪低落与情绪高涨交替5年余”。诊疗经过中写道:患者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进入病房,表现安静,进入病房后患者突然冲动,攻击医护人员,说要出院,反复劝说无效,给予冲动行为干预治疗1次,将患者保护于床,给予……注射液……

该份病历上还写道,患者进入病房后行为冲动,攻击风险高,难以管理,与患者家属沟通后,转男二病房继续住院治疗。

在第二份住院病历中,“现病史”记录:……“2020年12月至2021年5月,先后多次到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门诊就诊,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给予药物治疗,效果可。2021年5月开始,出现作息不规律,经常玩游戏到凌晨3、4点,然后睡到下午一两点。言语增多,经常说自己小时候事,怨恨父母当时对自己不好,说母亲脑子没有自己反应快,要给母亲买书学习。说自己会制造毒品,说毒品能刺激分泌多巴胺使自己兴奋。买了小老鼠,没养几天就弄死了……”除了这些“现病史”内容,还有“因小事跟父亲打架,并将家中部分物品砸坏……”对于上述记录,有些根本子虚乌有,但母亲都当成是他的异常行为说给医生,“我怎么会制毒品?我只是看了一篇由武汉的一所大学发在网上的《盐酸罂粟碱的合成路线图解》内容,我妈看到了罂粟碱,就说我在学制毒品……”

病案中,有一份“自愿住院申请书”,申请人为莫楠,并有其签名。莫楠说,这个根本不是他签的,他也问过家人,也没有代他签过这个字,“他们的病历上写着我当时打人是燥狂发作的表现,想想我都躁狂的没有自制力了,又怎么会在自愿住院的申请书上签字呢?”后来他出院尝试调取病房的监控,以证未曾攻击过人,但被告知病房内没监控。

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院内一角

回应:医院称“自愿签名栏监护人可以代签”

2024年2月26日上午,记者在该院采访时、医务科工作人员介绍说,“自愿住院申请书”有时候监护人可以代签。莫楠父母均否认代签过字。该负责人表示打电话安排其他工作人员处理此事,此后无人回应该问题。莫楠说,他已向法院提出做笔迹鉴定申请。

对于“住一次院为何出现三份病案”的问题,医院解释称当时莫楠不配合治疗,攻击一个女护士,所以从一个科室转到另一个科室,这一出一进,就有两份病案;第三次是因为医保结算的问题,需要再办出院和入院手续。

疑问2:莫楠的母亲自愿住院,为何无法自己出院?

莫楠的母亲张女士在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住院病案显示,其入院诊断为“抑郁状态”,病史陈述者为患者本人及其姐姐(同事杨女士),现病史中记录的内容,张女士说都是她自己的讲述,“睡不着觉,看丈夫不顺眼,做事急躁,情绪低落”等等。门诊以“抑郁发作”将其收住院。

病案中,有一张自愿住院申请书,签着张女士的名字。病案中联系人为其同事杨女士,关系一栏标注着“姐妹”。杨女士说,当时办理入院手续时,她是跟工作人员说过她们的关系是同事,但私交甚好,形同姐妹,但病案中“与患者关系”一栏中,只被记录成“姐妹”。

莫楠妈妈张女士的疑问则是自己自愿住院,为何她要出院时医院不让?最后还是其同事跟医生再三要求,医院不通知她的家人、而选择同事杨女士前来办理出院手续?

回应:医院称“出于病患的人身安全考虑”、“病人自己无法办理出院手续”

医务科工作人员说,他们也无法判定前来的患者与送医者之间的关系,“他们说是亲戚,我们也判断不了。”

对于“患者为何不能自己决定出院”的问题?医务科工作人员根据病案上的信息,叫来曾负责诊治张女士的医生,几名医生几次商量后给出的答复有两点:一是考虑到张女士的人身安全问题,所以一定要有人来接出院;二是当时正值疫情期间,如果外面不来人办理出院的话,张女士在住院部里边,自己是无法办理出院手续的。

(4)

>>>对话父母

莫楠父亲:

“我能赚钱能养家,能和朋友友好相处,没有社会危害,医生胡说八道!”

莫先生说,从内心深处,他从不认为儿子有病,也一直反对儿子吃药,但架不住那么多医生说他有病,说得多了也就信了。

当记者询问,如何看待自己被诊出精神疾病的问题时,他表示自己没病,“我能赚钱、能养家,能和朋友友好相处,没有社会危害,他们(医生)说我有病,简直胡说八道!”莫先生称,从他被诊断出精神疾病后,他就开始支持儿子维权,他就认准一个理儿,孩子遇到的部分医生诊治过于随意,想怎么诊断就怎么诊断,丝毫不负责任。

莫楠母亲:

“儿子,咱能不能不维权了,这事儿咱不想了行不?”

自从也被多家医院诊断为有精神疾病后,莫楠妈妈张女士开始怀疑医院对儿子的诊断是误诊了。

“你说生活中谁没个烦恼,谁不会失眠?我只要去跟医生说,我怀疑一些事情,我睡不好等,就会被诊断出相关的精神疾病。究竟是我们有病,还是医院为了挣钱,随意作出诊断?”相比莫楠父亲支持儿子维权的举动,莫楠妈妈则是反对的,她虽然陪着儿子去医院讨说法,但从医院出来,她就劝莫楠,“儿子,咱能不能不维权了,咱能不能好好过日子?”

莫楠妈妈说着说着就抹起了眼泪,自责地说:“以前是妈妈错了,你看咱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你现在也有工作,这事儿咱不想了行不?”

社区工作人员:

接到相关部门的信息,莫楠被列为重型精神病患者进行管控

莫楠不为所动,他说他现在因为精神病院的诊断,已经被社区列为重型精神病人并重点管控了,致使他无法考公,对于学农的他来讲,他还是很想考公的。

对于莫楠的说法,记者前往他家所在的社区核实。工作人员说,莫楠的疾病信息是区上的疾控中心转来的,国家有规定,对于六类精神疾病患者是需要登记造册的,六类分别是: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偏执性精神病、分裂情感性障碍。他们会对这些人员进行管理和服务,会定期向患者家属询问患者的精神状态。

大学辅导员:

莫楠没休学之前很努力很上进

7月27日晚,记者联系到莫楠上大学时的辅导员老师。

提及莫楠在校表现,她说,莫楠没休学之前,人很努力、积极,是个很上进的学生,学习不错,当过班助。中间休学了两年,休学回来后,怎么说呢,只能说顺利完成了学业吧,你跟他交流,聊不过三句,他就会说到他被毁掉了,父母如何对他,他的未来怎么办……就明显能感受到,他每天都沉浸在父母伤害他的这些思想里。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苗巧颖 文/图 编辑 董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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